2011年10月11日，卫生部办公厅信访处回复，“您来信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原信已作留存参阅，感谢您对卫生工作的关心。‘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认为，鉴于近期搜集到地方法院适用“传播性病罪”判处性工作者的案件越来越多，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卫生部有必要会同司法、检察机关进行调研，评估该情况对国家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潜在影响。爱知行会继续关注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问题。
附1：
卫生部人民群众来信回复单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我们已于2011年10月8日收到您的来信，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和我部的工作职能，现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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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来信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原信已作留存参阅，感谢您对卫生工作的关心。
。。。。。。
卫生部办公厅信访处（盖章）
200 年 月 日
附2：
关于传播性病罪，给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卫生部的第三封建议信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1年9月23日发布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卫生部：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是一家从事艾滋病防治和救助的公益机构。我们于今年7月、9月曾两次致信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卫生部，反映《刑法》“传播性病罪”罪名对中国艾滋病防治造成负面影响。
2011年9月18日，爱知行收到卫生部办公厅信访处“信访回复单”，回复中说明“《刑法》由全国人大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如你公司认为《刑法》相关条款存在重大缺陷，请向以上部门提修改建议。我部将积极配合上述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提请卫生部注意，希望卫生部就“传播性病罪”的刑法条款和司法解释进行调研，鉴于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严峻现状，建议卫生部主动接触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根据国际公共卫生科学界在相关性工作、健康和人权方面的意见提出建议和方法，而非被动等待。
尤其是，最近我们再次获悉，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法院9月以“传播性病罪”，对一名身患梅毒的性工作者一审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千元。
对于这三起案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传播性病罪”存在重大法理缺陷、落后于时代发展等多个问题，适用这一法律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伤害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要求：对卖淫、嫖娼的，一律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对患有性病的，进行强制治疗。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修订，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第三百六十条 【传播性病罪】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12月11日制定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于问题的解答》则对“怎样认定传播性病罪？”解释如下：根据《决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传播性病罪，是指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进行卖淫嫖娼的行为。
（一）本罪属特殊主体，即已满十六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人。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必须实施了卖淫、嫖娼的行为。至于实际是否已造成他人染上性病的结果，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行为人通过其他方式（如通奸等）将性病传播给他人的，不构成本罪。
（三）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１.有证据证明曾到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
２.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性病的；
３.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
我们认为，特别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传播性病罪”缺乏公共卫生科学的依据。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已经是人类的常见疾病，而不限定于卖淫嫖娼人员之中。“传播性病罪”特别针对卖淫嫖娼现象，本身就给人一个误区，给人的感觉好像性病传播就是只和卖淫嫖娼有关，卖淫嫖娼是性病传播的祸水，而没有认识到，在一个开放、人口流动的社会里，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已经成为人类常见疾病。性传播疾病不仅在卖淫嫖娼人员中传播，也在其它人群中传播。
我国卫生部门提倡使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的传播，包括在性工作者中推动安全套的使用。使用安全套，卖淫嫖娼活动并不必然导致性病传播。相反，其他人如果不用安全套，性活动中照样传播性病和艾滋病。而刑法“传播性病罪”恰恰给人们一个误解，认为性病传播主要是卖淫嫖娼人员的事情，打击卖淫嫖娼就能够保护大众免得性病或艾滋病，而忽略每个人在性生活中都需要考虑性的安全。
“传播性病罪”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不利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和性病防治工作。性工作者、尤其是已经确诊或担心自己可能感染性病或艾滋病的性工作者，为了躲避这样的法律风险，为了不让自己感染性病或艾滋病的检测报告或就诊记录成为定罪依据，会选择“鸵鸟策略”，宁愿躲避艾滋病检测和就医也不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或者为躲避警察而选择对自己人身安全有威胁的地方去营生。
如此一来，性工作者永远处于社会的暗处，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很难认识她们，更难以得知她们的生活轨迹。对性工作者进行性病艾滋病知识教育和行为干预将难以开展，艾滋病的性传播路径将难以切断，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和社会影响也将越来越广。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将远远比那些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又从事商业性行为（或曰“卖淫嫖娼活动”）带来的社会后果更为严重。
法律应当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公民的医学检测报告等病历资料，属于公民的个人隐私，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我们注意到，重庆梁平县的这一案件中，当地司法机关将证明被告感染艾滋病的病历资料最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并予以采信。法律应当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利器，但此举却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严重违背了法治的理念和原则。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再次要求：我国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卫生部建立关于刑法第三百六十条“传播性病罪”实施情况及其社会后果的调研课题组，对刑法传播性病罪条款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和性病防治工作产生的影响进行调研，并适时地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修改或废除“传播性病罪”条款的意见，以及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在“传播性病罪”修改或废除之前，修改“传播性病罪”认定办法，并特别规定，个人医疗隐私信息不得作为“传播性病罪”定罪的依据。
此致！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二0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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